驻村贺窑的第二个秋天，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。清晨的薄雾漫过村西黄丘山套的余脉，我坐在村部窗前，再次翻开申报山东省革命老区村的材料。指尖抚过纸上“贺明谟、王兆汉、贺敬宜、赵德全、韩成信”五个名字，纸页间仿佛还留着岁月的温度，一份沉甸甸的敬仰从心底漫上来。
初到贺窑村时，老支书老孙就拉着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讲过往。“咱这地儿，西临运河支队根据地，当年可是共产党在峄南的‘桥头堡’。”他往远处连绵的山影一指，语气里带着骄傲，“鬼子、汉奸来了多少次，炮火把屋顶掀了，刺刀把墙戳穿了，愣是没把这村子的骨头压弯。”
村头烈士纪念碑上，贺明谟的名字刻在最显眼的位置。村里72岁的贺大爷总说，这是咱村的“硬汉子”。1940年“巨桥惨案”那回，他带着村民帮运河支队藏弹药、探敌情，被日军围捕后绑在老槐树上。敌人用枪托砸、用凉水灌，他咬紧牙关只说一句话：“要杀便杀，想从嘴里掏东西，没门！”最后和其他27名志士一起倒在血泊里，那年他才28岁，家里的娃刚满周岁。去年冬天，贺大爷颤巍巍地从木匣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相纸上的年轻人穿着粗布褂子，眼神亮得像星子。
展开剩余60%王兆汉的故事，老孙每次讲都红着眼眶。他是村里的农救会会长，白天带着乡亲们种粮，夜里就摸黑给部队送情报。汉奸“龙瓜屋子”恨他入骨，趁夜把他堵在自家柴房里。烙铁烫在身上滋滋冒烟，刺刀架在脖子上寒光闪闪，他到死都梗着脖子骂：“老子生是中国人，死是中国鬼，要杀要剐随便！”老人们说，他牺牲那天，村东头那棵几百年的老槐树，不知怎的落了一地叶子，像铺了层厚厚的泪。
贺敬宜、赵德全、韩成信这三位烈士的故事，藏在申报材料的字里行间。档案里记着，贺敬宜在解放台儿庄的巷战中，抱着炸药包冲进敌人碉堡；赵德全为了掩护乡亲转移，把敌人引向悬崖；韩成信用自家的油灯给地下党开会议事，最后在传递情报时被特务杀害。
驻村这两年，我利用寒暑假期间开设红色文化快乐营，给他们讲这些故事。有次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指着贺敬宜的名字问：“书记叔叔，他和写《回延安》的贺敬之是亲戚吗？”我笑着点头：“咱贺窑人有血性，不管是扛枪的还是握笔的，心里都装着家国。你看这村子，既是孕育英雄烈士的地方，也是走出文臣武将的热土。”孩子们似懂非懂，却把“英雄”两个字牢牢记在心里。
站在秋阳里，望着村里新修的水泥路通向山外，再回望五位英烈，忽然懂了：先烈们用生命护下的，从来不止这方土地，更是“活下去、活得好”的希望。
作为驻村书记，我能做的，就是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过成他们当年期盼的模样。让红土地上长出金色的麦穗，让孩子们的笑声盖过当年的枪炮声，让这方浸透鲜血的土地，结出更丰饶的果实——这，大概就是对“铭记历史、开创未来”最实在的注解。（通讯员：贾继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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